新周刊采访吴思

http://news.sina.com.cn/c/cul/2006-11-08/170911460800.shtml

吴思:西方人很容易在信仰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中国人则很容易在历史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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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的两篇新文章

官场传统的心态(代后记)

真实的难题和梦幻的解

感觉吴思似乎越来越悲观:

其实,现代人如果肯下功夫,关于官场运作实况的潜规则的知识还是可以找到的,明清野史中甚至还有如何走私,如何收买“海关”和“水师”(海军),如何处理不同走私团伙的利益冲突的知识。走私者和受贿者学习好了,可以少犯“远华”案中的错误。监察者学习好了,可以更有效地扬汤止沸。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操心的领导人学习好了,更可以来个釜底抽薪,彻底改良土壤,免蹈从秦汉到明清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覆辙。我相信走私者是愿意学习的,这对他们有利。但是监察者为什么一定要学呢?许多人自己可以终老于高位,他们的后代可以拿一张绿卡,他们真有必要在乎这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吗?他们不在乎老百姓又有什么好办法呢?整个民族的命运悬在个别几个人的良心上,乃是我们的悠久传统,十几次兜圈子的历史经验表明,老百姓对此并没有什么好办法。”

对于后一篇文章,既然难题是真实的而解是梦幻的,那么现实情况只能是难题永远太多,而解永远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因此悲剧是现实的常态,而喜剧只能存在于幻想之中。

吴思认为“整个民族的命运悬在个别几个人的良心上”,这是悲观根本的来源之一。因为由这个假定导致的结果只可能是悲观的。个人觉得也许现实并没那么悲观,因为这个假定也许并不完全正确。这种假定仍根源于“人治”的思维话语定势。不错,社会机器的操纵者是人,但是,人的操纵来源于人的观念,而人的观念,则会受到时代和潮流的影响,不仅如此,这种操纵同时还受到社会本身的制约,受到国际社会的制约。中华的封建帝国制度已经随着清王朝的消亡而消退了,虽然余毒仍然存在,比如专制,但是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经济形态也是彻底的变化,国际环境也完全不同。所以,是否因为专制的继续存在,就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崩溃,就像中华历史一遍又一遍演义的那样?是值得商榷的。不知是不是因为吴思对传统中国解构得太彻底,以致自己被自己创造的话语框架所束缚。而那套框架,结论是很悲观的。

吴思:我的自述

From: http://blog.sina.com.cn/u/53d4d4c0010000ed

  1964年上小学。1966年的一天,我带着弟弟,在我母亲教书的校园里玩,忽听得锣鼓喧天,就跑去看热闹。只见一队人马押着几个头戴高帽、胸前挂牌子的人游街过来,其中一个戴高帽子的就是我母亲,罪名似乎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大惊,带着弟弟跑回家里,从窗帘后边偷看。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从这天开始。很快就经历了三次抄家。“文革”初期长时间停课,被父母锁在家里,一边管弟弟,一边乱七八糟地读书,主要读小说和回忆录。阅读嗜好大概就是这么养成的。

  1968年随母亲去河北省文安县商业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和农民的孩子一起读书、种地、放羊、捉蚂蚱、游泳,后来,在老师的带领下,下放干部的孩子们一起打夯、盖房、刷墙,平地建起了一所小学,一边读书一边种菜。这段经历大约有两年。

  1971年初在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读书。当时家住父亲工作的军队大院,很受所谓“大院文化”的熏陶。这是一种与北京平民格格不入的文化心态,自命不凡,喜欢议论军事和政治,但又不那么正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大体是一个好学生,多数时间都在当班干部。中学期间,我属于激进分子,很“左”。

  1976年3月,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市昌平黑山寨公社慈悲峪大队插队落户。半年后当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我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生活改善的前景非常悲观,几乎就是绝望。同时,我也在自己身上体会到人性的激烈冲突,理解了许多宗教信徒内心世界的矛盾,理解了许多心理防御和升华机制。

  1977年恢复高考。消息流传的时候,我正在大寨参观。当时和那些同样是激进分子的同伴们商定:“今年学大寨,明年考大学。”1978年秋,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从声誉来说,人大是最高水平的社会科学和文科学府之一,但是我在死板教条的正规教育中受益很少。

  1982年大学毕业,到《中国农民报》(后来改名《农民日报》),先后任记者、编辑、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

  1992年,写作《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该书由花城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是我的第三本书,第一本是和农民日报副总编王太合作的关于中国个体户崛起的调查,1987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第二本是我牵头翻译的《怎样与你的孩子休战》,1992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后来又在香港明报集团的下属公司编了半年书。这一段时间,变化很多,说来很乱。其间还当过半年《东方》杂志筹备复刊的执行主编,炒过两年股票,写过一年小说。除了炒股票,其他事都没有干好。于是静心读史。本来也有兴趣读史,但读得三心二意,1996年后心里比较静,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了。当年年底,我在农民日报工作时的一位老领导拉我去《炎黄春秋》杂志,这种历史杂志正合我读史的心思,于是就在历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至今已经七年了。

  这七年除了办杂志编稿子之外,写了两本关于历史的随笔,一本是《潜规则》,一本是《血酬定律》。现在,我还看不出读史写史的尽头,兴致正浓,未来数年大概不会有什么变化,说不定这辈子就要全搭进去了。

吴思获自由写作奖感言

From: http://yellowsubmarine.blogchina.com/4009009.html

      今年七月中旬,我和首届“自由写作奖”获得者王力雄一起吃饭,听说我获得了这个奖的提名。当时我心里亦喜亦忧,以忧为主。

     《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给我带来了许多荣誉,再添一道,属于锦上添花,固然很好,但是边际效用难免递减。这两本书也给我招来了一些麻烦,再添一道,说不定就是压倒骆驼的那根稻草。更何况,这个奖的分量绝非稻草可比。我知道官方对独立中文笔会和这个奖非常敏感,在他们眼里,这个异己组织,还有他们的授奖活动,都具有国字型大小的分量。
    
    我问力雄:“你的奖金是多少?”他说:“两千美元,就是意思一下。”两千美元对我生活的影响确实不大,我不缺这笔钱。我又问:“这好像是大麻烦呀,我该怎么办?”力雄说,你可以给刘晓波打个电话,告诉他你的顾虑。晓波还是通情达理的。
    
    这个电话让我很费踌躇。我不得不权衡轻重,计算利害。这番计算,可以反映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利害格局,反映我这等人的价值观念。在读史的时候,我对这种材料很感兴趣,找不到还责备古人,所以不揣鄙陋,追记保留。
    
    作为当事人,我至少有三种选择:一、坚决支持,全力配合。二、拒绝领奖,并事先通知笔会会长刘晓波。三、不吭气,不支持也不反对。
    
     我的选择属于资讯不完全的选择,因为我不能确切地了解选择的后果。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官方的反感将如何影响获奖人的命运。但我又大体知道底线:王力雄先生和章诒和老师并没有长久丧失自由。如果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我就会坚决拒绝领奖。不过我也知道,他们二位出书发文的难度都比我大,受到的限制比我多,王力雄的日常活动有时也受到干扰。这使我看到了可能的损失。这些损失是否值得承担?此外,前两届获奖者纯粹是独立作家,而我还有一个杂志编辑的身份。这是我的饭碗,也是我喜欢的事业,我不想失去这个工作,更不愿意连累我所服务的杂志。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目前尚无先例,我无法预测。但我知道,一旦官方使出常用手段——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围魏救赵也好,釜底抽薪也罢,神出鬼没,防不胜防,收拾我真是小菜一碟。
    
    总之,获奖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比改革开放前小多了,但还不够小,至少对我来说,两千美元和锦上添花的荣誉不足以补偿这些风险。
    
    那么,拒绝领奖如何?我认识几位元独立笔会的朋友,我认为他们的事业很高尚,对国家和民族大有好处,他们在努力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而且冒了很大风险。我暗自希望搭便车,由他们出面,争取实现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我坐享成功的果实。他们推车上坡的时候,我很想假装看不见。但他们看见我了,招呼我帮忙推一把,就推一把。这时候,让我拒绝,我实在说不出口。这太丢脸了。我害臊。
    
     账算到这里就结束了。我知道我心中的另外一条底线了,这道线也是难以跨越的。从搭便车的角度看,我认为帮忙有点亏。但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没有人吃这个亏,没有人努力争取,宪法承诺的权利就永远是一纸空文。尽管我们躲躲闪闪,大道理还是懂的。这个大道理逼出了我的义不容辞之感。当然,最有力的还是孟子视为人性的羞恶之心。从做人的角度说,我丢不起这个人。我还要在中国生活下去。我需要良心的安宁。
    
    于是,我给晓波打了个电话。我说,听说我获得提名了,我先表个态:第一,需要我配合的事,我一定做,不会闪了你们。第二,我觉得获奖对我是个麻烦,最好是别人获奖。我不仅是个作者,还是个编辑。我怕作者连累了编者。
    
    今天,刘晓波先生通过电子邮件正式通知我,经过提名、初评和终评,我荣获“独立中文笔会第三届(2005年度)自由写作奖”,奖金2000美元。我心情平静,波澜不兴。数月前已兴过了。
    
    我做了让我心安的选择。
    
     正如先贤教导的那样,“尽人事,听天命”,随它去吧。原来还想再引一句“临难毋苟免”给自己打气,但觉得话太重,我又得奖又发财的,用着不合适。还是把先贤的这两句话移赠给担当得起的独立笔会的朋友,藉以表达我的谢意,表达对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的敬意。在他们的理想实现之前,在中国社会转型之际,这种精神还要在历史舞台上承担重任。
    
    2005年12月20日下午

吴思:理解迷信

 From: 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99986.html

         尽管我受过正统的唯物主义教育,最近还是从事了一回"迷信活动"。
  
  五月下旬我在安徽农村搞调查,和一位承包鱼塘的农民聊了半天。我听他讲自己这十多年的经历——在北京卖菜,然后卖鱼,再回家养鱼,赚了数以10万计的辛苦钱。这是一位瘦小的中年人,小学文化程度,和气而小心,看起来有点腼腆。村干部说,如果他不赌博,日子过得还要好。他在赌场上输了总有10多万。村干部当着我的面追问他:你今年又输了多少?他不好意思地答: “7000。”
  
  我对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他说他和他老婆两个人,干的是北京十个人干的活。起早贪晚,养猪养鸡养鱼种稻,建立起来一套生态农业的生产模式。他挣的钱太干净了,我不愿意看到他拿自己的血汗钱打水漂。于是我端详了他一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你的命里没有横财的运。你的晚年可以过得很好,但是有一道凶纹悬着,追求横财有家破人亡之祸。"这位农民听了满脸肃然。村干部和我的同事也满脸敬意。后来,我的同事反复请我给她看看相,我说我是瞎说八道呢,古人所谓" 神道设教",目的是劝人改恶从善。你需要我劝你改恶从善么?
  
  话虽如此说,但我相信,这番包含了凶吉预言的劝戒,那位农民会记一辈子。对此我有切身体验。
  
  20多年前,我去一个山村劳动。村里的民兵排长和我关系挺好,晚上便拉着我,偷偷去找一位富裕中农看相。那个老头盘腿坐在炕上,就着油灯端详了我一会,说:"一满星,想当兵。"然后问我对不对。当兵是当时多数年轻人的理想,但不是我的理想。我那时很左,满脑袋毛泽东思想,我的理想就是上山下乡,干一番改天换地的事业。但我不好意思说他说得不对,就胡乱点了点头,说对对对。其实在我心里,半信半疑的玩笑已经染上了轻蔑。那位老头又看了看我的额头,接着说: "天肖(音),克父母。"前两个字我没听懂,后三个字我听懂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克,他说二十四五岁。我问怎么办,他说,你家当院的大门上,有一颗大钉子,拔下来就好了。我家住在机关大院的宿舍楼里,哪里有什么当院?我心里更不以为然了,就应付说,好好好,要是不管用我来请你。最后老头向我要了一斤粮票。
  
  那是毛泽东思想所向无敌的时代,是"妖魔鬼怪"被彻底扫荡的时代,我根本就不信那个富裕中农的胡说八道。从逻辑上说,他也确实在胡说八道。按说这事笑笑就算完了,没想到,六七年之后,在我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位老头的预言。那时我在大学住校,特地嘱咐我弟弟注意大门上的钉子。每个星期我回家的时候,经常要看看楼门和家门上有没有大钉子。我怕老头的预言应验。当时的心理似乎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人类不懂的东西很多,别真出什么事。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和担心,直到我过了25岁才彻底打消。当然,什么事也没有出。可是这种预言对我内心的影响却是真实有力的。将心比心,我估计深受算命看相之类的预言影响的人,数量不会太少。
  
  昨天半夜,一个朋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帮他出主意。他是一家宾馆的老板,他发现自己的员工普遍贪污,从领班到服务员结伙盗窃。本来给顾客的优惠,被她们自己装进腰包。本来是自己上门的客人,被她们说成是出租车司机送来的,按照规矩给那些司机的提成也进了她们自己的腰包。这位老板最近连续解雇了三个员工,一个是有上述行为被他发现的,一个是涉嫌盗窃顾客财物的,一个是负责买菜却贪污菜款的。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好了:"我也不能把她们都开了,都开了谁来干活呀?"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的工资给得太低。我说你虐待员工吧?他说他们的工资标准属于中上等,绝对不低,他对员工也彬彬有礼。我说你监督不严吧?他说规章制度和执行情况都很严格,但是你不可能整天盯着她。只要有一点空子她就贪污,而一点空子也没有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说你为什么不逐步换人呢?他说换过人,新来的还是这德行。这时我想起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人是理性自利的,人们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只要贪污的风险不大,贪污就是他们的最佳策略。我说,那你就认账吧,她们贪污是很自然的事情,别大惊小怪的,这是你必须付出的成本,只要别太过分就行。你就把这笔钱当成管理费用吧。他想了一会,说,也只好如此了。
  
  话虽如此说,回头细想,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为什么这里一点道德因素也没有呢?我们面对的毕竟是有尊严和良心的活人呀。我问自己:如果我是那些员工,我会贪污么?我确信自己不会。我可能偷懒,但绝对不会贪污,连想都不会想。那么她们为什么与我不同呢?也许,她们觉得自己那么做很合理?譬如,按照马列主义的说法,老板是剥削者,她们是被剥削者,剥夺剥削者并没有什么不道德的等等。或者干脆连这种自我辩护都不需要,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今天早上起来去上班,我买了一份刚出版的1999年7月9日的《南方周末》,在第十四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黑"木耳暗访报告》。一位名叫刘根林的山东好汉,一次吃了劣质黑木耳呕吐,便自费追踪这劣质黑木耳的由来。他在安徽涡阳的两个镇数十个村庄见到了大规模的假货加工。在河北大城县的某村庄看到家家户户用硫酸镁等有害物质加工黑木耳,目的是增加分量和以次充好。他在黑龙江的木耳产地也见到黑木耳掺杂掺假。如此大规模的假货害了中国顾客的健康,也害了俄罗斯顾客的健康,俄罗斯已经不从中国进口黑木耳了。我估计许多中国顾客以后也不会再买黑木耳了。
  
  这就是说,报复最终会落到整个黑木耳产业头上,大家的饭碗都要砸。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最合理的抉择应该是停止造假。但是团体理性与个人理性在此发生了冲突。每个造假的个体都有理由在最终的报复来临之前,努力捞上最后一把。反正自己不捞别人也要捞,这个产业早晚是要完蛋的。这种个人想法显然是合理的,于是这个产业就会真的完蛋。市场机制并不能摆平个人眼前利益和团体长远利益的冲突,负责这件事的应该是法律道德宗教之类的东西。在黑木耳产业里,我们显然看不到这类东西。
  
  刘根林看到的景象,家家户户公然伤天害理的景象,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壮观。一个人偷偷干点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都不希奇。一个村庄一片地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大干,我们就很有理由怀疑,整个社会还有没有道德良心这种东西。这样的社会和人群在我看来是很希奇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干呢?他们如何为自己辩护呢?刘根林的文章里没有说。我猜想,自我辩护之类的需要恐怕只是我的需要,未必是他们的需要。他们
概也是信奉"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人。不过,如果一定需要找一个辩护理由的话,我也能替他们想到,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满世界都是贪官污吏,倚权仗势巧取豪夺,老百姓弄点假货赚点钱养家糊口,总比戴着大盖帽明抢道德多了。
  
  如果我迁居到这样的村庄,我能拿出什么样的理由来劝阻呢?为人民服务?笑话。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神经病。"五讲四美三热爱"、争当"四有新人"?大傻帽。天理良心,损阴德折阳寿,伤天害理,不得好死,断子绝孙,下十八层地狱,除了这些古人的话,我想不出什么更有力量的说法。我好像出了毛病,或者是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出了毛病,很容易就能找到替损人利己的行为辩护的理由,但是却找不到有力的反对理由。天理良心,这是宋明理学的东西,被几百年来的英雄好汉斥为假道学的东西。损阴德折阳寿下地狱,这是迷信,传媒们正在起劲地反对着。反对了,打倒了,然后呢?光天化日之下还剩下什么?
  
  明清两朝所有州县衙门的头门内,南道之上,都立着一块碑,上边刻着十六个字,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叫戒石铭。这句话是很有分量的。说你的俸禄就是民脂民膏,这已经规定了你与人民的基本关系。说欺负小民天理不容,这又宣布了恶行将要导致的结果。这是一个无法确证的结果,所谓抬头三尺,即有神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话在那时人们心目中的分量,绝对不同于现在的说笑。这种神秘的威胁是永远无法证实,也永远无法打消的,它永远是一把悬在贪官污吏头上的剑:欺压百姓不得好死。就算得了好死,地狱里也有油锅等着你。你可以不信,但是又不敢完全不信。就是"迷信"的力量。我们可以说这是神道设教,说这是胡扯,但是你发明一个既不胡扯又有威慑力的说法试试?
  
  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能够保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间制度。我们看惯了好人倒霉和恶人得势。这就是"迷信"生根开花结果的沃土。"迷信"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天下的事情终究是公平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行必得善报,恶行必得恶报。现世不报来世报,活着不报死了报。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被压迫者就在这种关于来世的想象和期待中,对虚无飘渺的报应的信念中,得到了替代性的安慰。反过来,压迫者也感觉到了一些威胁和不安。如果一报还一报可以延伸到阴间,延伸到死后,这毕竟叫作恶者心里有点不塌实。如果说这种信念不好,需要批判,那么,剩下的恐怕将是另外一种无所顾忌的更糟糕的信念:损人利己占了便宜,不占白不占。与人为善吃了亏,亏了也白亏。这是鼓励害人的信念。如果我们企图将恶人心里的最后一点不塌实也铲除干净,却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建立遏制恶行的机制,那你到底在干什么?
  
  明清小说里充满了因果报应的故事。那是一个渐渐脱离血缘和地缘关系,逐步进入市民社会的时代。在那个充满了陌生人的世界里,害了人可以一走了之,不像在亲戚间和村庄里那样结下了躲不开的三代深仇,让人不得不瞻前顾后。在这种现实的报复难以实行的情况下,就需要创造出某种想象中的约束。皇上和官僚集团不能提供公正,说故事的人就编了出来。他们津津乐道,一头愿说,一头愿听,这类故事流传甚广。这便是社会心理正在寻求报应均衡的表现和证明,也是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的补充和变化。这种变化正在努力以一种"迷信"的方式解决正统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解决不了的问题。
  
  总之,这是解决问题的努力,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努力。也是原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失效的证明。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祖宗们未完成的努力,是多次努力的中断,是一片又一片的废墟。关帝庙塌完了,戒石铭拆掉了。过去的问题仍在,过去的努力却消失了。目前的意识形态舞台上,仍进行着迷信讨伐战,而最终决定胜负的,大概是台下和后台的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

吴思:平反清算周期律

From: http://www.folkcn.com/news/Class/xssy/ztyj/113938877.htm

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我和岳飞的一位后代聊天,问到宋朝给岳飞平反的时间。他开出8个日期,从初步昭雪,到发还田宅,到复官改葬,再到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99年。首次平反是1162年7月,岳飞冤死21年之后。他笑道:正好和右派平反的时间一样。我心中一闪:莫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竟是平反的周期律?

  回家后查史书,1162年6月,宋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太子即位,是为孝宗。7月,昭雪岳飞。——原来最高领导换人了,冤案制造者离开了宝座。

  我在《明史》中读过无数平反昭雪的案例。有的几个月就平反了,例如因为骂皇帝而下狱论死的海瑞,以及为海瑞鸣冤的何以尚。有的拖延170多年,例如被明成祖灭十族的方孝孺和建文朝的众多忠臣。这些参差的时段背后有一个共性:制造冤案的权势不再阻拦。海瑞与何以尚能够出狱,是因为下令关押他们的嘉靖皇帝突然死去。建文忠臣得以平反,是因为推翻建文帝的明成祖及其子孙,作为权力传承体系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而褒奖敌方忠臣却有利于激励属下的忠诚,同时美化自身形象。总之,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递增,风险递减,最后利大于弊,于是就平反了。

  1630年,清太宗皇太极用反间计,害死明朝劲敌袁崇焕。1784年,乾隆皇帝下诏为他平反昭雪,这种时隔150多年的跨朝代平反,也可以用利弊的递增递减解释。平反昭雪对统治者有利。

  以明朝而论,拖延百年的平反很少见,只有开国祖宗办错的几件大案。历代皇帝驾崩之后的平反和清算却如同常规。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确实不错。不过,明朝历届皇帝的平均执政时间只有16.2年,假定执政前期和后期制造的冤案同样多,冤案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8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恰好对上八年之数的好汉,就有号称“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先生。当然,碰上在位时间特别长的荒唐皇帝,冤案的持续时间也只好跟着延长。例如嘉靖帝在位45年,就有一大批蒙冤43年的人。万历帝在位48年,真正说了算的时间30多年,也就有一些蒙冤30多年的人。

  一般说来,皇帝越荒唐,执政的时间越长,留待平反的名单也越长。执政时间长,冤假错案就难免多一些,不制造冤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执政时间短,冤假错案却未必少。天启皇帝在位七年,整天做他喜欢的木匠活,任凭魏忠贤胡作非为,结果留下300多人的平反名单,也留下了270多人的清算名单,其中判凌迟者2人,处决者25人,充军者11人,徒刑者129人……这等成就,比嘉靖和万历更加辉煌。

绕开权势的公正

  平反和清算都是对正义的恢复。这种纠错机制的要害,就是避让权势。在皇权独大的帝国制度中,权势可以压倒正义,正义只能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退居二等。面对最高权势制造的冤案,正义最好保持沉默。碰上嘴硬的言官,拼了命也要鸣冤叫屈,他们很可能成为新的冤魂,下狱贬官,廷杖瘐毙等等。嘉靖和万历皇帝经常这样堵人们的嘴,也确实能堵住一时。但皇帝的寿命毕竟有限,任何权贵都无法永远掌权,正义最终还是有机会说话,把冤案翻过来。皇帝们也努力控制后世,下令千秋万代永不翻案,他们刻石碑,立铁牌,可那些石头铁块的寿命并不比权势长多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正义对权势无可奈何。权势对时间无可奈何。后来的权势又需要声誉和稳定,正义与声誉和稳定的铁打关联也让人无可奈何。各方都追求自身利益,又都拿对手无可奈何,于是,平反就成为各方博弈的一种均衡,大家在这里打了个平手。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是一个重要因素,时间的变化意味着利害主体的兴衰更替。

  倘若把三权分立看作彼此制衡的横向纠错机制,平反昭雪就是纵向的纠错机制。横向纠错并不排除依靠时间澄清某些难题,但帝国制度延续两千多年,主要用熬时间的办法耗赢权势,而不是澄清难题。

  据说西方有句谚语: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这要看对谁而言,还要看如何折旧。现代西方讲究个人本位,横向纠错机制发达,此论自有精益求精之妙。但就中国历史而论,迟到公正的价值也不可低估。

  首先,对冤案制造者来说,平反的存在可以确立一种预期:既然权力不可能永恒地掌握在某个人手里,既然公正难免恢复,那么,错事就不应该做绝,免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知道了这种机制的存在,权势就可能稍微收敛一些。这是一种抑制大肆作恶的机制。这么说是有历史事实支持的。北宋奸相章惇对付政敌,企图将司马光暴骨鞭尸,摧残元祐党人和他们的子女。正是对冤冤相报的担心,才让他放弃了赶尽杀绝的计划。1

  其次,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对于正义的追求者来说,确信公正终有实现的一天,人们就比较容易不计利害地追求正义。如果权衡利害,那么,仗义执言固然有一时之灾,但也可能成为对未来的投资,在平均迟到八年的公正中捞本甚至获利。在这个意义上,迟到的正义就是对高风险的高回报。如此投资获利的历史事实不时可见,以致古人创造出“沽名卖直”之类的术语。

  可惜的是,公正的行情通常不够好,八年之后官复原职,只能算捞回本钱,利息却损失了。更何况这八年还吃了许多苦。人的职业生涯有几个八年?假设有五个,净亏损20%。倘若圆滑地混下来,九年考满,本来还能升一级的。话说回来,行情如此不好的生意仍不断有人做,可见当事人未必想做生意。或者他们对人的本质及最高利益另有看法。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儒家教育的成就。迟到的公正有助于维持儒家世界观的说服力。

  再次,迟到的公正可以让受害者及其子女获得补偿,至少停止继续迫害。有所补救总比毫无补救更接近公正。按明朝规定,平反补救分为五等,即“赠、荫、祭、葬、谥。”复官赠官是初级平反,赐祭葬高一级,再加上追谥追封和荫子就更高级了。平反的逐步升级,往往对应着冤案制造集团的逐步淡出,呼应着人们对蒙冤对象的越来越高的尊崇,岳飞享受的逐步升级的平反就是如此。追补到最高级别,假如当事人还活着,并且感觉连本带利都能补足,公正竟近乎完美了。在当事人已死的情况下,如果他所追求的正是不朽的声名,迟到的公正也算不错的补偿。

  总之,“平反昭雪”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迟到的公正虽然不是头等的公正,却不妨看作第二等公正。第二等公正的存在,可以维持人们对制造冤案的体制的信任,鼓励耐心和等待,缓解暴烈和绝望的反抗。

  问题在于,很多人连第二等公正也得不到,只能摊上第三等公正。

  御史王朴性格梗直,多次与朱元璋争论,有一次争急了,惹皇上动了气,下令拉出去砍了。到了刑场,又召回来问他改不改。王朴说:皇上看得起我,让我当了
御史,奈何如此摧辱我!如果我无罪,凭什么杀我?如果我有罪,又何必让我活?我今日惟愿速死!朱元璋大怒,催令赶快行刑。路过史馆,王朴冲着里面大呼:学士刘三吾记住,本年本月本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随后被杀。2

  朱元璋后来撰写《大诰》,里边还提到王朴,说他诽谤。《大诰》的地位近似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名列其中,自然难以平反。我在史书上也没有看到为他平反的记载。如此说来,王朴之流连第二等公正也享受不到了。但是,史家记载了真相,后人自有公论,这本身也是一种平反。这就是第三等公正。在我的读史印象中,能够享受这等公正的人,大概有办理平反手续者的四分之一。

  中国人喜欢说“让历史如何如何”,表达了对第三等公正的信赖。史家讲究隔代修史,距离作恶权势的时间已远,不用怕他们,于是我们就可以指望公正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数小民连第三等公正也沾不上,他们既无申冤的人力物力和能力,又无详加记载或考证的史学价值,便无声无息地白死了。史书上有大量杀人冒功或残害良民的记载,我们却查不到那些被害者的姓名。尽管被平反的官员多得难以计数,比起沉冤难雪的小民来,他们仍是露出水面的冰山。

最高权势的自我纠错

  中国皇帝并不都是无法无天的家伙。有的文弱心虚,有的信仰神明,有的重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于是我们也可以发现最高权势的自我纠错。
 
 1425 年,朱高炽刚当皇帝,弋谦就上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折子批评时政。皇上知道弋谦这人骨鲠,也不怪罪他,可是忍不住厌恶,见了他就没好脸。众臣看出皇帝的心思,便联合起来攻击弋谦“卖直”,要求皇帝法办他。皇上宽宏大度,仅仅剥夺了弋谦上朝的权利。没想到,消息传开,众臣纷纷闭嘴,一个多月没人上疏言事。皇帝急了,他刚刚登基,很想做好工作,众人自我保全,默不作声,这工作如何开展?于是皇帝下诏做自我批评,让众臣直言无讳,并恢复了弋谦上朝的权利。可惜,这位善于正确处理个人情绪与长远利益关系问题的皇帝不到一年就死了,我们无法把少见的好人好事讲下去。不过皇帝当久了,位子坐稳了,有了自信,谦虚的皇帝也难免霸道起来。这也是一种常规。朱高炽死前已经显露出这种迹象,他将一位劝他养病期间远离女色的大臣关入监狱,临死那天还痛骂他,要治他重罪,留下一个需要平反的冤案。3

  嘉靖皇帝英察自信,果于刑戮,又颇护己短,弄死过许多要求他平反冤案的人。这样的皇帝可能为自己造成的冤案平反吗?可能。我知道有过一次。嘉靖迷信神仙,大兴土木修建大高玄殿,谁反对就把谁痛打一顿投入监狱。有三位跳出来反对,已被关押多年。又有两位跳出来营救,也被 “棰死狱中”。嘉靖26年(1547)11月,大高玄殿发生火灾,皇帝上露台祈祷,火光中隐约听到一个声音呼喊那三位的名字,说他们是忠臣。皇上赶紧传诏将他们释放。4由此看来,皇帝怕天地神灵,也是小民之幸。碰上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皇上,大家就只好看着他一条道走到黑了。 

 清算和平反的亏空

  《明史》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在有名可考的记载中,清算力度不如平反力度。一正一反,同属让开权势的公正,善有善报如果还有七八成,恶有恶报似乎不足四五成。一些当时已经臭名昭彰的家伙,例如特务头子太监汪直,引导刘瑾作恶的焦芳父子,万历派下去搜刮的税监们,经常留下一笔“竟得良死”的记载,连清代史家的笔下都透出一股怨气。这是什么缘故?

  崇祯皇帝为人刚愎操切,惩罚的力度往往大于奖励。看看这位偏爱报复的人如何清算前朝阉党,可以明白恶报弱于善报的道理。

  《明史》说,崇祯收拾掉魏忠贤之后,开始清算逆党。他让大学士韩爌、李标和钱龙锡(近似总理和副总理)开一个名单。这三位大臣不想“广搜树怨”,仅仅开出四五十人。皇上嫌少,让他们重新讨论,结果又增加了数十人。皇帝不高兴了,亲自分出“赞导、拥戴、颂美、谄附”四项,让他们往里添人。皇帝还让他们把内廷宦官的同恶者列入名单。韩爌等人推脱说,他们不知道内侍的情况。皇上说:岂能完全不知道?就是怕得罪人吧。

  过了一天,皇帝将这几位召入便殿,只见桌上放着一个布囊,里边装了许多章疏。皇帝指着说:这些都是奸党颂扬魏忠贤的上疏,你们可以把这些人的名字整理出来,列入逆党。韩爌等人知道皇帝的决心难以挽回,就设法把此事推给别人,说:臣等的职责是起草文件,不熟悉法律条文。于是皇帝召来吏部尚书(近似组织部部长)王永光,让他处理,王永光也说自己“不习刑名”。皇帝又招来刑部尚书(近似最高法院院长)乔允升、左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曹于汴等人,这才开出一份包含270多人的逆党名单,并拟出了从凌迟到革职的处理意见。5

  一件并不复杂的事,皇帝亲自布置,亲自推动,甚至亲自提供证据材料,居然让臣下连踩五脚刹车。假如皇帝拿不出那些“黑材料”,假如皇帝不一催再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结局不难想见。这其中的利害计算,皇上圣明,早已一语道破:怕得罪人。史家也写得明白,那些人不愿“广搜树怨”。

  清算与平反不同。清算可以为受害者出一口恶气,却不能带来官职俸禄,损人不利己的事自然人人回避。平反则不然,既光明正大又有正面好处,利人利己,愿意做的人自然比较多。这一利一害之差,足以解释清算力度不及平反的现象。设身处地想一想,面对利害屏障,皇帝尚且让人推来挡去,那些受迫害的当事人又能闹出什么名堂?这些前劳改犯,或者他们的文盲后代,满脸怯色一身灰土,让人家推三阻四折腾了几个月,究竟是出气呢还是找气呢?报复的心思能不衰减吗?衰减了,无人追究了,恶报又从何而来?

  更要紧的是:最高权势几乎是不受追究的。崇祯清算魏忠贤和阉党,却不追究他们的总后台、自己的长兄天启。嘉靖和万历皇帝是制造诸多冤案的主犯,但他们的接班人是亲儿子,大平反只能配以小清算,弄出几只替罪羊来就算交代了。最高权势清算前任是有底线的:他们必须尊重传位的先辈,必须维护皇权独大的体制,这是他们合法统治的基础。而且,恩归自己,怨归他人,这种体制正是最高统治者为自己精心设计的。既然这套报应机制的核心就是一个大漏洞,我们对整个体制的公正程度自然不能期望太高。

  清算不足和平反不足并非小事。在时间和力度方面的利害计算对当事人的选择大有影响。魏忠贤的死党之一,右佥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助理)刘志选,曾经挺身抗议万历皇帝钳制言论,为忠臣鸣冤,结果被皇帝贬谪,被贬之后又挨整,家居三十年不得平反。万历死后还是靠拉关系当上工部主事(近似处长),恢复到被贬谪前的官职。此时刘志选年过七十,弥补损失之心极其强烈,于是一改前辙,帮助魏忠贤钳制言论,冒着生命危险替他攻击皇后,迫害清流,吹捧
棍同党。他也知道这些罪恶将遭到追究,但《明史》上说,刘志选认为自己年老,必定死在魏忠贤之前。那是天启六年,魏忠贤58岁,几乎比他小20岁,刘志选的利害计算透彻之极。奈何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年,天启皇帝23岁驾崩,魏忠贤败,刘志选被判死刑,自己先上了吊。6假如天启不那么短命,假如崇祯不那么操切,刘志选就投资成功了。同样,假如万历冤案的平反更加彻底,让他的第一次投资得到合理回报,刘志选也就不必冒险改辙了。
  
  总而言之,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话大体不错,但要打个折扣。从数目上说,前一句大概七八折,后一句大概四五折。接下来的话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何时才算时候到呢?一代权势淡出之后。时间越久,折旧越重。经过两次打折,尽管平反了,但是补救不足。尽管清算了,但是追究不足。这些不足部分,就是当事人的净损失和净收益。一代又一代地积累下来,这些损益必将产生影响,类似自然选择对不同物种的影响,就好像降水量减少三分之一将导致众多物种的兴亡及生态系统变迁一样。一年又一年,一轮又一轮,大好河山逐渐改变了模样。

  1 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P79
  2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
  3 《明史》卷一百六十四
  4 《明史》卷二百九
  5《明史》卷三百六
  6 《明史》卷三百六

2005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