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变论》摘抄

自然神(科学)是人类追问宇宙目的或“宇宙心灵”得出的可以解释的原因,而宗教神(上帝)是人类不能解释的原因。但这个原因不在经验世界,而是在事物的背后,在彼岸世界。

抽象理性是“生活闲暇”者的精神自由,而灾民理性是生存紧张和生存焦虑的被动适应。宇宙秩序为希腊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了生存保障,使他们有精力超越生存的束缚,让思想深入到现象的背后,返回自身,进入形而上的境界。“闲暇”是精神自由和科学探险的此岸条件。较好的生存环境为人类提供了生活上的闲暇,闲暇使精神生活得以脱离存在,这样希腊文化就超越了生存经验和感觉,离开了感性世界,进入理性世界,离开此岸世界,进入彼岸世界。亚里士多德正是这样解释希腊哲学的起源的:

  希腊世界“出现了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最先出现于人们有闲暇的地方。……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部获得了以后。”

希腊思想家把超越实用的知识看作最高智慧加以赞扬;贝尔纳说:“希腊人对理论具有孩子般的好奇心……希腊人的最伟大的天才都是些善于冥想的人物;他们设法理解客观世界,仅仅是为了敬慕永恒的真理;苏格拉底和伯拉图对于利用人的智慧去促成变革,都感到深恶痛绝。”(9)这是和中国的灾民理性的价值标准(“如利益崇拜”)正相反的,儒家也重视知识,但它所重视的知识必须具有“效用”,否则就被视为不务正业的淫巧。中国人面临全部人生问题是“活着”,“饥饿恐惧”埋葬了理性探险的必要与可能。“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的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哲学既是自由的与私人利益无关的工作,所以首先必俟欲求的逼迫消散了,精神的壮健、提高和坚定出现了,欲望驱走了,意识也高度地前进了,我们才能思维那些普遍性的对象。因此我们可以把哲学叫做一种奢侈品。”(10)

对于任何在其哲学内包括基督教信仰的工作者,所谓研究就是研究上帝的创造物。对于他来说,他职业的尊严来源于一种信念,那就是他的工作可以揭示事物的神圣秩序的一部分,不管这部分是多么微小。牛顿就是这样以纯科学的工作来表述他的基督教信仰的。莱布尼茨从理论物理与数学方面轻易地走到了神学方面——显然他在两者之间看不出方法论的原则有什么不同,而神学方面的东西再容易不过地自动呈现于他的脑海。莱昂哈勒-欧勒(1707-83)为他的‘求出具有某些极端(extremal)特性的曲线的方法’辩护时,他的理由是这个世界是最完美的造物主创造出来的,因此一定能接受以最大与最小命题所作的说明。詹姆斯-P-焦尔(1818-89)这位现代热力学基本原理、机械的热当量原理的合作发明者之一曾经争辩说,没有热与运动之间的等量关系,有些东西(能量)将会在物质宇宙中消失,这样一来就违反了上帝的尊严。”(13)

西方经济学脱胎于法学和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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